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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现实需要

近来，全国各地的交通肇事案件都呈递增、频发态势。特别是“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和“杭州飙车撞死人案”，引发了社会对如何打击和防范交通肇事行为的强烈关注。一起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迅速上升为全国性的公共舆论事件。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自2009年8月至12月，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30.4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1万起。2010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处罚酒后驾驶63.1万起，其中醉酒后驾驶8.7万起。一件件血淋淋的事故和一串串庞大的数字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治理。自然，人们开始关注法律、关注司法、关注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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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弥补刑事法网不足的立法需要

诚然，如果法律规范对某一危害行为的约束力及威慑力不够，就会导致某种不良事件的增多。笔者认为，对交通肇事立法上的不足和司法上的轻刑化也是各种危险驾驶行为久治不减甚至呈增加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一，从立法方面来说，我国现行刑法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规制存在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刑法规范对相关罪名的规定存在标准不明和界限不清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对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如何定性，究竟按交通肇事罪还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法律缺乏明确规定，形成了盲点。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罪名的刑罚有着天壤之别，适用不同罪名意味着对城市道路危险驾驶行为完全不同的法律威慑力，直接影响对其打击的力度。

其二，从司法方面来说，一方面，交通肇事罪的轻刑化不足以让司机引起足够重视，醉酒驾驶也无法成为机动车驾驶员思想意识中的“高压线”。另一方面，交通肇事的轻刑化使得公、检、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思想上形成了思维定式和习惯做法，容易忽视对重罪证据的收集。这种习惯做法，使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酒后驾车导致恶性事故，甚至肇事后高速逃离现场过程中又导致多人死伤等情况，基本上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而且一般情况下多以缓刑结案，肇事者不过是赔钱而已，造成了严重的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

对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治主要依靠法律，法律如果失之于宽泛，缺乏针对性，不能相对明确，就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治效果。在我国机动车高速发展的现阶段，立法部门当然有必要针对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在立法上进行规制。

二、危险驾驶罪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

从法条我们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包括两个行为，一是“醉酒驾驶”，一是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前一行为属行为犯，不用达到“情节恶劣”，只要酒后驾驶达到一定标准，就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而后一行为属危险犯，即在道路上追逐竞驾，要使存在一定危险即情节恶劣才以本罪入罪处罚。所以，对于危险驾驶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就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醉酒驾车和酒后驾车的界定深圳律师，深圳刑事律师咨询案件

如何界定“醉酒驾车”和“酒后驾车”是认定本罪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基于我国目前对醉酒的相关规定 ，因为有了明确的考量标准醉酒驾驶可以通过测试设备、抽血化验来界定。刑（八）正式实施后，醉驾将由交通违法上升为犯罪，明显是加大了对这一行为的处罚力度。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质疑：“既然力度增加，对应的标准门槛是否也应适当放宽？”他们认为如果还拿原有标准来考量，对当事者有失公平。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我们先来看几组对比数据。据了解，在瑞典，酒驾的标准为0.02%，德国为0.03%，日本为0.05%，美国为0.08%，而我国现行的酒驾起点标准0.2%（即在驾驶员的血液中每100毫升的酒精含量为20毫克)，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标准已经“宽松很多”。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对危险驾驶的惩罚力度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均衡，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过轻。如果醉驾的标准过高，而惩罚力度又仅仅是拘役并处罚金，这将使得醉驾虽然犯罪化，但是对社会的威慑力却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二) 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定性

“飙车”一词在生活中不时被提起，早为人们所熟悉，但“追逐竞驶”作为一个新的名词首次出现在刑八修正案中，在对这一行为定性之前，首先应该明确这一概念内涵。一般认为刑八新增罪名危险驾驶罪中的“追逐竞驶”其实就是飙车的同义替换。在刑八修正案出台之前，对“追逐竞驶”只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对这一行为的定性，多是参照时速的标准来执行 。但至于规定时速是多少，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路段，界定各不相同。现把“追逐竞驶”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如果仍然按照不同的城市不同路段来规定不同的标准，无疑会造成使用刑法的不平等性，不利于司法公正。

另一方面，从“追逐竞驶”的本身性质来看，与醉酒驾驶相比，“追逐竞驶”定性及其入罪的标准存在更大的难度。醉酒驾驶可以通过测试设备、抽血化验来界定，而且有明确的考量标准，可以说醉酒驾驶的考量是一个静态的过程。相反，飙车是一个动态的发生过程，但是追逐竞驾如何考量？飙车发生的过程由那一主体监控，监控后又该如何进行界定？虽然修正案草案将其列入犯罪来约束，但还应该明确具体的时速标准、界定方式，法律不能让它因缺乏操作性而流于形式。

综上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如果司法解释能对“追逐竞驶”的概念和标准更加明确，无疑可以增加执法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避免刑法适用的不平等，树立司法权威。深圳律师，深圳刑事律师咨询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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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危险驾驶罪之刑法规范的不足与完善问题

(一)成立危险驾驶罪之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和种类需要进一步厘清

刑（八）修正案（以下简称刑（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危险驾驶罪采用列举式规定, 根据这一法条，刑（八）目前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仅限于醉酒驾驶和马路飙车两种行为,而没有概括性的兜底式规定。危险驾驶的行为并没有涵盖与之危险性相当的其他行为,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以及严重超速和疲劳驾驶等,因此，这一条款大大降低了对当前和未来复杂形势的适应性。另外，由于法律解释必须以刑法条文为基础，因此，修正案的明文规定甚至也完全排除了以法律解释方式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诸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后果,笔者认为，刑法同样需要把它们纳入自身的规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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