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西方施压得到和平奖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欧堪称是达赖成名的“福地”。正是1989年达赖在挪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才使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名人，这个奖项也成为他身上最显赫的光环而被四处炫耀。

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50年前，刚走出西藏的达赖其实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懵懵懂懂的，那段时期达赖的“外事”活动主要由美国人在背后操纵和安排。鲍威尔说，上世纪60年代初，几名瑞典人在一家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策划下抵达印度。在那里，他们首次见到了达赖，听到了他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返回瑞典后，那几个瑞典人便成立了西方最早的“援藏”组织之一“瑞典西藏委员会”。鲍威尔说，其实细心人可以发现，那几名瑞典人之所以轻易地受到了达赖的蛊惑，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有着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样特殊的意识形态大背景。实际上，“瑞典西藏委员会”的几名创始人至今都没有到过中国，多年来，他们只是在听达赖的一面之词而已。

鲍威尔说，1989年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有很多幕后操作。曾有报道称，当初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并不想把和平奖授予达赖，因为达赖那时常把“西藏独立”挂在嘴边，而向一个“分离主义分子”授予和平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很不好的示范效应。然而，美欧一些国家却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向挪威政府施压，甚至把电话打到评委家中，要求一定要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和平奖得主，达赖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选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私见”达赖

凭着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和西方的“包装”，达赖频频利用去世界各地窜访的机会，作出一副只关心宗教与和平的姿态，被一些国家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和平使者”、“人权卫士”。但达赖不时也会透露其真实想法。1983年3月，达赖在达兰萨拉说：“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农奴制度，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2000年11月，达赖在所谓“西藏政教合一”研讨会上声称：“政教合一含义广泛，如能照此实施，未来的西藏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达赖还称，“西方如美国也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不过，西方人可能并不认同这样的政教合一。1905年随入侵西藏的英军进藏的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曾在面对象征旧西藏政教合一权威的布达拉宫时说：“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犯罪的情景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