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达赖是政客的人多过称他为“宗教导师”的人
达赖叛逃后，美国直到1979年才允许他第一次访美，上世纪80年代也很少让达赖来访。但从1990年开始，达赖平均每年访美两次以上。截至2007年，达赖共去美国35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胡仕胜说，通过这些窜访，达赖在世界上赢得了一些支持，但西方社会是非常现实的，达赖始终不过是他们用来要挟中国的一张牌。这从美国几番对达赖从重用变弃用就可以看出来。
早在1949年春天，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就建议，“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在中国取胜，美国就应准备把西藏看成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也得出结论称，“如果共产党控制中国，那么西藏就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因此在意识形态及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当上世纪70年代美国需要和中国搞好关系时，就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放弃了对西藏叛乱力量的武器和资金援助。
德国外交部的资料显示，德国是达赖窜访次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也是除美国外窜访次数第二多的国家。达赖第一次窜访德国是1973年，也是第一次前往欧洲，但并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注意。德国媒体当时称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政治家”。2007年，达赖窜访德国的频率达到高潮，先后3次访德。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此举被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称为是默克尔的“橱窗政策”表现。
其实，不只是西方政客，很多普通西方人也只是把达赖看作工具。2007年春天，接受过达赖“摸顶赐福”的瑞典人约翰·格里奇曾希望邀请达赖到北欧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他的目的很明确：达赖的出席可以扩大其公司的影响，达赖的赐福能给他带来“财运”。可当《环球时报》记者向他半开玩笑地问：“为什么不请教皇?”格里奇认真地回答说：“请教皇来会使一些人担心公司有宗教色彩，但请达赖喇嘛却不会，人们只会认为我的公司有实力，有政治背景。”看来，在格里奇眼里，达赖喇嘛只不过是其出名、求财的工具罢了，完全与信仰无关。
去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一名叫索尔海姆的挪威人在北极举起了代表“藏独”的“雪山狮/子旗”，宣称此举是“为了激励在西藏及全球各地的藏族人”，同时呼吁“挪威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不必在意失去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要支持西藏人的独立斗争”。索尔海姆的话可谓“慷慨激昂”，但事后挪威媒体了解到，此人是一家极地探险公司的老板，当有记者因为他那番支持“藏独”的讲话而采访他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自己公司的名称和业务。而且，他那次到北极不是特意为了去“举旗”，而是陪客户去探险的。
“达赖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他的主张和所作所为严重超出了宗教领域，而那些吹捧、追随达赖的西方人，也算不上是他的信徒。”中国的西藏问题专家徐明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徐明旭认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宪法”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这就说明它是政教合一的体制。达赖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中世纪最黑暗的政教合一体制的政治领袖”。他说，从达赖的言行也能看出他的政客身份。达赖曾表示，要在西藏建立“大西藏和平区”，其核心要求就是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军，“一个宗教领袖居然提出西藏独立的政治要求，这就说明他从事的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在徐明旭看来，在主要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甚至是在信仰佛教的亚洲国家，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并不大;因此很多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藏传佛教是什么，他们支持达赖，表面上是同情弱者，但实际上不是被达赖蒙蔽，就是利用达赖来分裂中国。
德国东亚太平洋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胡尔曼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达赖曾经被西方人视为“和平的象征”，但现在西方称他为政客的人已经多过称他为“宗教导师”的人了。
相关阅读：
解析达赖窜访及宣传策略
达赖的窜访，又一次受到了冷落。
9月8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抵达拉脱维亚首都，开始了他在中北欧地区的又一轮“访问”。而在这之前，该国总统已明确表示不会见这位“不速之客”，个别躁动的议员申请与达赖会面的请求也被驳回。
达赖是位“旅行家”，引用达赖集团自己媒体的描述，他“一多半以上时间在世界各地，小部分时间在达兰萨拉”。然而，虽然他热衷此道，但很多国家却“蓬门不愿为君开”。
精神领袖，还是金牌销售？
自上世纪60年代达赖第一次赴印度以来，50多年间，达赖喇嘛游走世界很多国家，78岁高龄仍不辍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与“精神领袖”相比，他似乎更适合“金牌销售”这个名号。
说他“金牌”不是没有原因的，不可否认的是，达赖以及他的团队在迎合西方政界现实需求，以及西方民众的心理需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纵观他几十年来的窜访生涯，不难看出一些趋势。
策略一：瞄准工业富国
工业化民主富国是达赖最热衷的地方。据媒体2009年统计，达赖去的国家欧美居多。其中欧洲国家30个，北美9个，南美6个，亚洲13个，非洲3个，大洋洲则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最发达国家。非洲，这片世界上最不发达、最需要“恩慈”的大陆却不为这位宗教领袖所青睐，除经济发达的南非造访过4次外，另两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加蓬只各去过一次。原因很简单，达赖出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化缘”，到西方补充“给养”，维持“藏独”体系运转对他来说才是根本。以最近达赖出访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例，就有当地民众抱怨，本来想参加达赖的演讲会，但因为“门票价格太高”而放弃，毕竟1000多美元的价格，不是达赖号称最关心的普通民众都能承担地起的。
策略二：敏感时期博关注
达赖还喜欢在敏感时期出访，通常是要与西方的反华需求相结合。1987年西藏发生骚乱，达赖立即在美发表演讲;汶川地震，日本海啸，钓鱼岛问题白热化等时间节点，都可以看到达赖的活动身影。汶川地震期间，在接受英国记者提问时，这位标榜慈悲的喇嘛表示，“同情很自然，但西藏问题更重大”。笔者更愿意称达赖喇嘛为“弄潮儿”，专喜好在风口浪尖上活动，这种特质我们常常称之为“明星综合征”。
不仅在出访目的地、出访时机上有全盘考虑，达赖对出访的内容和活动都有精心设计。
策略三：“重复就是力量”
秉承“重复就是力量”的想法，达赖在各个地方的演讲、对话等都是那几个话题：先讲和平，宽容等宗教精神，接着讲到非暴力理念，人权，文化保护，环境保护等等，最后无一例外引导至中国政府如何在西藏“文化灭绝”，“破坏环境”。他思路明晰，语言柔和，喜欢开玩笑，动作随意，喜欢用“播种怜悯之种”，“寻找幸福”等题目，“普世价值”中种种美好的词汇都被他所用，形成极具迷幻效应的“真善美光圈”，渲染得他那点名为“中间路线”，实则是“藏独”的思想，似乎也不那么无理了。
策略四：“思同思，话通话”
达赖窜访时的宣传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思同思，话通话”，完全用西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沟通。西方的思维相较东方的委婉，更加直白简单，“二元价值观”使得他们一旦相信了达赖营造出的形象，也就意味着对中国产生了负面想法，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撇去“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不谈，西方人本身就存在的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理，也决定了他们潜意识里更愿意去相信达赖。
相较于东方的集体主义观念，西方崇尚的是个人英雄主义。达赖这样一位拥有宗教光环，“为了争取自由出走他国”的悲观主义“英雄形象”，与西方很多名人交好的“魅力老人”，兼备了众多外在的吸引力：慈悲的弱者，乐观的智者。这种“形象营销”是达赖及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结果。而这是一种被“塑化”的形象——单薄而片面。很多时候，人们似乎忘记了他曾是西藏农奴的最大奴隶主，忘记了他作为宗教人士谋求政治企图的作为，忘记了他的出逃事实上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诚信的放弃。
“你的笑容迷人，你的行动害人”
所幸，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健忘”。
俄罗斯总统官普京曾表示，达赖喇嘛在世界上的定位不是一个宗教人士，而是一个政治活动人士。
德国《明星》周刊驻华记者阿德里安·盖格斯告诉大家，达赖喇嘛并非西方人想象中的“无辜天使，而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家”。
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说达赖是“穿着意大利GUCCI皮鞋在全世界周游的政治喇嘛”，更有发言权的华人在面对西方媒体的围追堵截和一边倒时，只能用这样一种行为向世界传达他们的心声：在达赖窜访至某国时，当地的华人华侨雇了一架小飞机，在达赖演讲的会场上空盘旋。飞机上拖着一幅条幅，上面写着“达赖你的笑容迷人，你的行动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