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亲情问题上，具有很强的原则性、革命性。1950年，毛泽东舅家文氏四兄弟去信北京告了“乡状”，但毛泽东没有支持舅家，反而给当地县长写信，不同意给文氏兄弟“特殊救济”，否则将“引起一般人民不满”。有的乡邻故交，也想“借力发力”，但毛泽东明察秋毫，一概拒绝。

在过“亲情关”上，毛泽东同志可谓是为领导干部们上了一堂好课：既不薄情寡义又能坚守原则，很好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关系，从而在源头上牢牢实实堵住了权力异化的口子，为领导干部坚持原则、自觉抵制特殊化作出了表率。

不过，课虽讲得好，还得有学生听。一些领导干部并没有将榜样牢记于心，反而在亲情、友情面前，将党纪党规和原则立场抛之脑后，或留“暗门”，或开“天窗”，或打“擦边球”，变着手段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供各类“帮助”，解决各类“困难”，有的甚至还帮过了头，走上了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的道路。

这种来者不拒的亲情帮助，是最没有立场和原则的表现，背后凸显的还是错误的亲情观。俗话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可是在法律和人情闹矛盾的时候，作为党员干部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则和人情的轻重。若是为了照顾亲情，为了面子，为了不得罪人而拿原则做人情，就会把人情庸俗化，也难免会触犯党纪国法。如此亲情就是不正确的、不合法的，长期如此必将引发祸患。

“知律法于心，守法律于行”。其实，原则与人情是矛盾体也是统一体，它们的关系并非“鱼和熊掌”，也不是天生的死对头。相反，原则性和人情味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只不过，人情必须以法律和原则为前提，需要融入法治精神，若是少了法治与原则，人情自然要变味道的。党员干部要注意划清“公与私”“情与法”“人情与原则”的界限，在过“亲情关” 时，能有“温度”，能有“尺度”。

当然，对于以原则为借口搞敷衍的行为也需引起警惕。有些领导干部遇事不敢担当，对于前来求助的亲人、友人甚至群众的合理诉求和正当要求，一概以“原则”为借口进行搪塞和推卸，看似刚正不阿，原则性十足，实则不近人情，偷奸耍滑，是典型的怕作为、不作为。党员干部在处理人情的问题上，要把定原则，掌好分寸，做到既有人情味能帮助大众，又不违背原则能公平正义，真正让人情味和原则性成为领导干部的一种人格魅力。

（本文来源：华商宝领导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