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是人类这个星球上十分弱小但又异常强大的民族。一提到犹太人，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无数极其优秀的“人类榜样”，比如：经验主义管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彼得·德鲁克大师，人本主义管理心理学巨匠马斯洛，现代营销之父菲力普·科特勒，经济学洛桑学派主要代表帕累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控制欧洲经济命脉长达200年之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华尔街之父J.P.摩根，美元之父艾伦·格林斯潘，股神沃伦·巴菲特，世界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迪斯尼之父沃尔特·迪斯尼，世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世界酒店大王康拉德·希尔顿，世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世界新闻传媒大王路透通讯社创办者，世界粮食大王福里布尔以及世界钻石大王易兹哈克等，他们都是犹太人。
　　
　　如果你是有心人，你还会惊讶地发现，在人类过去的1000年间，如果必须推举出三位对人类产生过最大影响的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话。那么，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理当排在科学家之首；而排在哲学家之首的人，非德国犹太人、伟大的哲学家、革命理论家、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莫属。
　　
　　卡尔·马克思是1818年5月5日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当时这个城市大约有15000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交通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园，山谷中覆盖着茂密的地中海植被。整个马克思家族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马克思的父亲叫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爷爷叫迈尔·列维·马克思，马克思的曾祖父曾经是特利尔城犹太教堂的大拉比。拉比是犹太教的传教士，而大拉比是一个地区犹太人的领袖，是犹太人共同体的指导者。据说在犹太人的世界里，男人是按照每十人为一个任务团队，每个团队的组长是由大拉比指定并听从他的指挥。另外，犹太教区内的女人和孩子也是按照“十人制”进行组织的，所以犹太人从小就生活在高度组织化的环境中，任何家庭如果要作出重要决定都必须首先征求拉比们的意见。
　　
　　一、犹太人3000年的经商感悟是什么？
　　
　　犹太民族大约有5000年历史，犹太人属于古代闪族闪米特人的一支。闪米特人当时生活在撒哈拉北部地区，以畜牧为生，随着气候的变迁，逐渐东移来到西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草原。由于该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所以又称为“新月地区”，从今天地理上看，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都包含在新月地区范围内。后来，东闪米特人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逐步融合互相影响，发展出了：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等，而西闪米特人再次分化为3支：西北支、中支和南支。西闪米特人包括：巴比伦人（今天的伊拉克）、亚述人（今天的伊朗）、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而其中的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的近祖先。因此，犹太人属于西闪米特人的西北分支，他们分布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而中支西闪米特人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根据考古发现，古希伯来人最初是由许多属于闪族的战败部落拼凑而成，这些失败者结盟的目的是：一为生存，二为赚钱。合并以后的希伯来人决定定居迦南（巴勒斯坦）。可是事与愿违，他们结盟以后反而招来了埃及人更加猛烈的进攻，结果希伯来部族中的大部分男人和青年战死。眼看自己的民族即将消亡，这个弱小民族的长老们不得不召开全族大会，集众人之智，寻求一个民族的生存之道。
　　
　　希伯来的长老们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让埃及人结束战争呢？”
　　
　　办法有二种：第一，所有希伯来人都被埃及人消灭，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战争。第二，希伯来人主动向埃及人投降，并且自愿献出所拥有的一切财产，自愿成为埃及贵族的奴隶。这样一来，埃及人也就没有了敌人，战争自动结束。
　　
　　经过商议，希伯来部族长老们决定化整为零向埃及人投降，按照每80人～100人编成一队，然后集体投奔埃及贵族，成为他们的奴隶。经过谈判，希伯来人与贵族达成了一种契约式的主仆关系。在早期的私人信件中记载着，希伯来人与贵族主人立约自愿为仆，并且贵族主人在世期间这张契约始终有效，而主人逝世后，希伯来人则自动恢复自由身份。
　　
　　其实，埃及贵族之所以愿意接纳希伯来人成为自己的契约奴仆，是因为非凡的生产能力和做生意的能力。比如，希伯来人种植的粮食和蔬菜一定比别人的产量大，他们养的牛羊一定比别人的肥美，他们养出的马一定比别人的马骏美彪悍；另外，同样一匹马、一头牛或一只羊经过希伯来人的手卖给别人，就一定会给主人带来更加丰厚的收入。当时，迦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除巴格达以外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众多商人和商队川流不息地打这里经过，所以，这里也就自然成为各类商品交易的地方。
　　
　　在公元前19世纪，犹太人的活动介于沙漠与迦南之间，当时的犹太民族就已经真正跨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他们已经参加到从基列（基列山盛产香料，位于约旦河东面）贩运香料、乳香的商队。在这段时间里，商业形式的契约，已经在犹太人的头脑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犹太人看来，商业就是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只有诚实对待，取得别人的信任，自己才可以获得利润。而不能履行契约或者单纯地想从别人的口袋里捞钱的人，就等于抢劫。另外，不守信用必定会导致纷争，而纷争进一步升级就会导致流血和死亡，而出现死亡的一方又会向另一方复仇，于是犹太民族又重新陷入死亡的境地。
　　
　　犹太民族自诞生起，就始终处于同异族之间不断冲突、又不断结盟的动态过程中，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契约关系。显然政治契约的重要性大大超越了商业领域的买卖合约，但是，政治盟约的稳定性又会次于商业领域的买卖合约，这又再一次加深了犹太人对契约的情感和认识。犹太人认为：不论政治契约，买卖契约，还是其它形形色色的契约；不论这些契约在性质上、内容上或者形式上有何种不同；只要是契约，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使杂乱无序、变化莫测的世界得以秩序化。是契约，使人们可以根据所订立的合约而开展有计划地行动，契约使人们在可以预见到自己行为结果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决策。而所有这些计划性或可预见性的前提，恰恰就是那个以语言或文字形式签订的合作文件。
　　
　　换而言之，世界的秩序、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都是因为语言表述清楚并且书写成文字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既然契约对世界的发展，人的活动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契约在犹太人的大脑中，就上升到宗教高度。于是，犹太人确定，上帝之道就是世界之源，上帝之道就是秩序之源，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因此，犹太人对上帝的信奉，代表着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的关系，这样一来犹太人又成了契约之民。然而，任何一项契约最后能否得到履行，买卖行为的可预见性最后能否实现，取决于缔约的某一方是否毁约。
　　
　　而毁约所带来的损失和灾难，始终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这些早期的立约者之间，尤其是那些常常居于被动地位的犹太人。这种不确定的力量，让犹太人对于契约有一种既期待又恐惧的心理，就这样契约又被犹太人转化成类似图腾的神圣象征。与其说上帝是与犹太人立约的神，不如说犹太人的神就是“契约”。这种对“契约”的崇拜在犹太人亡国流散之后，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因为历史遭遇和对他们不友善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对契约的依赖性更高。研究发现，犹太商人甚至在和有毁约习惯的民族做生意时，也很少毁约。那么，犹太人是怎样规避交易的风险呢？
　　
　　他们在签订契约的时候，非常讲究谈判的艺术，千方百计地讨价还价，利用一切手段掌握谈判主动权。所以犹太商人的遵信守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签订一份无懈可击的、对自己有利的合同，是遵守契约的可靠保证。”
　　
　　守信用，就是遵守约定。不论是《圣经新约》还是《圣经旧约》，约都是一种承诺。立约，是承诺要做的事情，如建立关系，给于物品，或交易等等。约的另一种表述是：信用，规矩和传统等。“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很多人要将约定的事以文字记载下来，如合同，契约，备忘录等。但是，人的罪性，不信，悖逆，所反映的就是不守约定，不守规矩，因此就诞生出了诺言。中国近代第一巨富樊现在临终前为他的后人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做生意时有人盘算如何骗我，而我却以不欺待之，所以我的财富总在与日俱增，而想骗别人的人却是每况日下。可见，还是讲诚信的人是最后的赢家，他们所得也是最多的。因此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说，欺骗别人可能会一时获利，心理上有一时的满足。但靠欺骗经商的人绝对做不了大生意，为什么呢？欺骗别人就失去了信誉，而信誉却是为商之人最大的资本。
　　
　　犹太人在《塔木德》上写到：“每次合作都是初交”。因为在生意场上，守信是一种基本道德；而谨慎则能避免因对方的失信，而给你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犹太商人哪怕同再熟的人做生意，即便是同自己的父亲和亲兄弟做生意，犹太商人也决不会因为亲情或上次生意上的成功合作，而放松对这次生意的各项条件、要求的审视。他们习惯于把每次生意都看作是一次独立的生意，把每次接触的商务伙伴都看作是第一次合作的伙伴。这样做，就不会因为自己对对方的先入之见而掉以轻心，在谈判桌上犹太人会锱铢必较毫不留情。